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而关键在于第2款的补充设定与第3款补充设定权的区分。比如，对于当地农民的损失赔偿以及国家补偿费用等方面均可做出相应调整。

为了保持地方行政机关治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同时降低社会控制的难度，允许地方补充设定违法行为具有实质正当性。[3]参见《现代汉语词典》，载《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3-104页。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同时，由于行政机关主观认知能力有限以及行政主体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等原因，决定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一种合意结果。该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维修随船携带等新的违法行为，并针对违反该义务性规定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

这种规范阐释，主要是通过厘清补充设定和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来界定补充设定权。在这种情形下，行政法规如果没有针对上述违法行为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就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如果人人薄视传承而一味追求所谓创新，非但不能取得原创性成果，反而有可能将前贤研究自我作古，导致闭门造车、重复因袭的窘境。

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宪法学自主话语内核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远景，从社会性的角度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社会正义、共同富裕等普遍本质。直到2004年齐玉苓案引发宪法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系统性反思，中国宪法学研究者们方才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方法论的自觉。它既是宪法的建筑材料，也是理解和把握宪法学学术体系的基础与钥匙。学界虽然已经对这些概念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至今仍未在学术上形成体系化的框架与学术共识。

清末宪法学传入之初，鉴于本国宪法文本缺失、学术积累薄弱等情况，学界对于宪法现象的关注主要借助比较的方法、通过翻译与介绍等方式引进西方国家宪法学的知识与体系，在方法论的运用方面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1999年，根据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大学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统一设置14门必修的核心课程，宪法学也位列其中。

在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宪法概念是日本学者假借汉语宪法语词转译西语constitution，进而传回中国的和制汉语。它与宪法概念相辅相成，两者从不同范围与程度上反映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宪法概念表现一种静态的价值体系，立宪主义概念则反映指导社会生活的动态价值体系。然而，当前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以规范主义为主流，未能充分重视历史主义的研究进路。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刻画，制宪者导出了中国人民为复兴中华、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的正当逻辑，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宪法的历史正当性基础。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从个体性的角度为其注入了人权保障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了兼具普遍性、地方性与阶段性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基础。方法体系的完善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宪法学为了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贯彻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实现宪法解释的本土化、融惯性，也开始积极主动地与各部门法展开交流、对话与合作。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端赖于宪法学研究的历史转向。

质言之，知识体系在历史维度的发生，依循着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到话语体系的递进式脉络。根据学者考察，现代意义的宪法概念传入我国，最早可追溯至1837年。

加之，根据1912年的《大学规程》，本时期的学制通常在法科之下分设法律门、经济门与政治门，不仅各门均开设宪法课程，而且法律门还开设了国法学，政治门又开设国家学与国法学，从而模糊了宪法学与其他科目的学科界限。1982年宪法汲取了1954年宪法以来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在恢复宪法学的社会主义话语的同时，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一改之前全面公有化的建设方案，通过允许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逐步推动个人、社会利益从国家利益中分出，形成了公私二元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宪法课程的普遍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独立学科建设。第二，历史有助于判断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原创性。以此为切入点，中国宪法学开启了学科建设的体系化进程。据学者梳理，在中国宪法学学科史中，1897年设立的长沙时务学堂最早开设了宪法课程。在这一时期，各类法律辞书的编纂与出版极大地消除了学界对于宪法学概念的隔阂，从而奠定了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二，它是一种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具有自主性。

学者们纷纷展开了交叉研究，尝试从宪法的根本法、高级法地位出发，通过立宪主义的价值辐射，为科学研究注入人的尊严、人权保障、人格自由发展等宪法价值，并使之成为科研自由的宪法界限，以确保科技中立，将科技发展纳入宪法理性的轨道。此后，中文世界还陆续出现了章程、盟约、国宪等至少20种译名。

综合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必须走向独立进行理论创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阶段。不过，由于方法论研究本身在当时并未受到宪法学界特别关注，关于各种研究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条理化、体系化严重不足，致使民国宪法学对于宪法学方法论的理解与运用呈现出了某种碎片化的特征。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实践问题渐趋复杂，域外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不对应性日益加深，传统研究范式愈发难以为继。立宪主义原理旨在以一部高级法的实施约束国家公权力，需要通过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来确定公权力活动的规范边界，故而，解释和适用实定宪法同样构成了宪法学的根本任务。

方法论的多元化极大提升了民国宪法学的学术品质，出现了一系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论的宪法学研究，例如程树德《宪法历史及比较研究》、张知本的《宪法论》等等。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尽管部分核心课程内容有一些调整，但宪法课程始终没有变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它在当前学科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依循这一意义脉络，传统的宪法史学、比较宪法学，以及近年兴起的社会宪法学、宪法工程学等直面实践的宪法学方法论在宪法学研究中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发挥着对于宪法解释的补强作用，激活宪法学概念体系与原理体系的实践进路。哪些已经在具体时空中实现了本土化，并发挥着实际效用。

不过，一个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了顺利推动中国宪法学研究步入新阶段，中国宪法学的研究范式应当如何转型？时至今日，宪法学界仍缺乏基本共识。不可否认，该研究范式曾经为中国宪法学的恢复、重建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而历史维度的知识体系则应被解释为一种知识的家谱，记载知识的发展史。例如，美国宪法的正当性源自其序言中被圣格化的我们人民。

民国时期，随着《临时约法》以及后续制宪实践中多部宪法草案与文本的相继出现，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日益丰富，学术积累逐渐深厚，在宪法学方法论的运用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在总体上形成了宪法解释学、理论宪法学、宪法史学与比较宪法学四方并立的格局。正所谓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对历史的认识。

它不仅从主权在民的维度为主权原则指明了发展方向，从立宪国与法治国相等同的维度为法治原则塑造了建设目标，同时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与权力制约原则的理论基础。在百年大变局下，面对国内秩序、国际关系乃至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中国宪法学研究要回到历史、回到文献，以历史的确定性克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经验、历史与规范的结合中，扎扎实实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一步一步积累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以中国智慧打造出紧扣新时代要求，符合中国的历史与实际、具有世界贡献的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再如，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关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意涵，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尊严相互关系的学术论争。无论是晚清时期，在日本正统宪法学影响下，以证立君主国家和君主统治权正当性为内核的宪法概念。

学界普遍承认，关于宪法学范畴的研究是宪法学走向成熟、形成独立品格的重要环节。例如，国例国宪建国法等译名突出了宪法概念与国家建构的关联性。

但另一方面，这个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论移植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的结果，未经历史维度的充分省察。因此，立宪主义原理可视为整个宪法学原理体系的元原理，发挥着调适各项宪法原则的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学界愈发重视对于宪法学概念的研究，提出宪法学范畴的研究命题。所有宪法的运行与适用都处于它的辐射范围，受到它的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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